和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企業家相比,中國的企業家更愿意將企業的經營和戰爭、政治相提并論,在他們眼里,企業經營就是一場戰爭、就是政治斗爭。沒有人去研究這個現象背后的內在本質。我想,企業家的這個心態一方面與中國人心中好斗的性格有關,一方面可能和他們生存的環境有關。
中國人創造了圍棋,但是廝殺最為激烈的象棋卻在中國最為普及;撲克牌傳到中國后,也是以斗地主、挖坑等戰斗性強的玩法在民間深入人心,聯眾和QQ游戲每天都有以百萬計的人同時在網上玩這兩個游戲;麻將的產生,更是讓中國人的斗爭特點找到了陣地,有人說每天玩麻將的中國人是以千萬計的。
于是,有人說中國的足球、籃球等項目不行,根本的是因為那是集體項目,需要合作配合。但反過來看,我們的確發現乒乓球、羽毛球、體操等個人發揮的項目在中國最為強大,在世界上也是長盛不衰。
愛斗而缺乏合作,這到底是不是中國人的弱點呢?
清王朝的閉關鎖國和清八旗子弟的內斗很有關系、軍閥的混戰也是內斗、國共的斗爭、建國后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內斗……
看來,中國人有斗爭習慣的,雖然有很多人是斗爭的受害者,但是他們似乎還是熱衷于斗。翻開中國開放以來的企業發展史,我們就會發現,很多行業的斗爭都是人與人之間的斗爭、都是企業家之間的斗爭。有人將廣告牌豎到競爭對手的廠門口,就有人用廣告牌覆蓋了通向對方企業的每一條大路……
毛主席說: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一代偉人就是依靠著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敵人斗爭了一生。在中國,有很多企業家崇拜毛澤東和胡雪巖,但崇拜企業家的祖師爺范蠡的卻是少數,為什么?
范蠡是以和為貴、講究的是智慧得財,可以說是商人中的大智慧者;而胡雪巖實際上是一個依靠行賄取得特權的生意人,在今天那是會將很多黨員拉下水、并且自己要被砍頭的;毛澤東的槍桿子出政權思想很被中國企業家推崇,這是因為現在40-50多歲之間的主流企業家人群曾經生活在那個毛的時代,這個比較容易理解。
范蠡、胡雪巖和毛澤東各自的思想構成了當代中國企業家復雜的心性,所以企業家階層的人性特點也基本可以分成以上這么幾類,而更多的是這三種思想交織著的企業家。
王道、霸道?
牛根生和鄭俊懷斗,最后成就了一個強大的蒙牛。鄭俊懷后來鋃鐺入獄,據說牛根生等人湊了一點錢去看望鄭俊懷的妻子,說我們都是他的老部下,你看看家里需要我們幫忙嗎?這個舉動最后被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是落井下石,看鄭俊懷的笑話。我無法知曉當初牛根生的心里活動,所以無法評判。人最大的敵人其實是自己,可以說“與自己斗,其樂無窮”,但是,這個世界真正有大智慧的企業家卻是少數。
現在流行的價值觀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甚至有很多專家和學者說要通過立法來消除中國先富裕起來的一批人的原罪。我看,這也是斗爭的結果,因為中國有另外一批專家和學者卻一定要挖掘原罪。他們認為,如果不追究原罪,中國的企業家可能最后都是胡雪巖,那樣中國的企業就失去了一個好的企業發展文化,而全是商人投機文化了。
可也有思想認為,現在“成王敗寇”的財富觀已經成了一場洪流,沒有人可以阻擋得了。我知道,我是阻擋不了的,但是難道我就一定要融入這個洪流才算是順應歷史嗎?這又是一個斗爭,是和自己在斗。據說有人建議張瑞敏將海爾改制后發展成私營企業,原因是中國的私營化浪潮已經席卷了很多國有企業,甚至有投資機構愿意為張瑞敏的管理層收購海爾提供所有的資金支持。張瑞敏回答說,改制后有什么用。來人無言以對。
我始終認為,和柳傳志相比,張瑞敏的境界要高一層。因為在齊魯文化的王道和霸道斗爭中,張瑞敏從創業到現在始終很從容。張瑞敏打敗了自己的心魔,成就了海爾今天的輝煌;柳傳志也成功了,也打敗了自己的心魔,成就了聯想今天的輝煌。可是這兩個企業的輝煌不同,一個是無欲的、一個是有欲的。
有人對這兩家企業的未來擔心,擔心這兩個企業未來會轟然倒塌。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擔心,因為一個斗爭結束后,必然會有新的斗爭浮上來。
狼文化、德文化
牛根生從伊利出來了,潘剛就自然浮上來了。
我大約是在1999年的一個論壇上見到鄭俊懷的,當時因為新聞采訪的事情采訪鄭俊懷,但是他太忙了。鄭俊懷說:去找小潘吧,他能夠代表我。可見,當時鄭對潘剛的信任程度,而當時能夠代表鄭的潘剛才20多歲。今天,在鄭俊懷灰暗的日子里,潘剛領導的伊利依然創造了較好的業績,并持續保持了中國第一的寶座。歷史就是這樣輪回的,當年的小潘已經因為種種原因成了潘董事長。
從胡潤的排行榜上看,中國財富逐漸年輕化了,逐漸向年輕人轉移了。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為擁有者生在一個好的家庭,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創業。
分析這個富裕階層,我們就會發現傳統產業的財富開始向互聯網、能源和地產轉移。而這三個產業相同之處就是占據了強勢的資源,包括土地、礦山和人才。很顯然,土地和礦山的斗爭多少滲透著血淋淋的東西,很激烈;而人才卻大多是依靠文化和思想團結的,這個斗爭滲透的是和為貴的價值。
中國人說“富不過三代”,原因就是等到了第三代的時候就缺乏了斗爭的精神,就缺乏了野性。中國人還說“三代出貴族”,原因就是等到了第三代的時候才真正能夠深入文化和思想,才能夠真正達到某種境界。兩個“三代”,給了我們兩個信息。我們到底是要斗爭、要野性,還是要和為貴、要貴族?這個問題是很多企業家內心深處十分矛盾和痛苦的問題,很多人無法選擇。
在中國,傳統對職業有“三教九流”之說。讓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在三教九流中,知識分子居然排在妓女的后面。三教九流應該是知識分子創立的學說,可是自己卻將自己排在妓女的后面,是自嘲?還是自己太清楚自己了?我無法考證。更讓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商人和士兵居然在三教九流中都沒有。如果在文革的時候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那么就可以說商人和士兵是“不入流”。
我相信在這里知識分子絕對不是清高,而是認識到了職業和社會的本質。商人和士兵往往和財富、地位相連,容易造成斗爭,甚至是血腥的斗爭。而知識分子往往也會因為進言而造成大的斗爭。從遠處講,呂不韋的商人謀國、李斯的苛政猛于虎、趙高的叛亂都是典型的例子。
商人的利益驅動和士兵的殺傷力往往都是以流血為斗爭形式的,知識分子不希望這個世界有這兩個職業。而知識分子的重名往往也會給民族和社會帶來苦難,比如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湯敏為了增加內需給國務院提議擴招,讓老百姓把錢花出來。這個“擴招”最后演化成了今天的“教育產業化”,這就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的災難,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彌補才能醫治好這個創傷。因為在產業化面前,中國的教育是利益教育,而不是德的教育和發展的教育。所以知識分子將自己定位在妓女的后面,就是時刻告誡自己,多靠力氣吃飯,多想想前八種人的生活艱難。
在今天的中國,商人已經走上了所有流派的最前沿,可以說我們已經離開了商人就無法生活了。如果以前說商人“不入流”的話,那么今天的商人已經是“主流”了。商人依靠自己的努力,經過了幾千年的斗爭,最后站在了主流,并且名正言順,可謂可喜可賀、可謂悲愴。
現階段中國有太多的企業不崇尚人本思想,而崇尚動物的野性。
華為、蒙牛等企業都將公司的圖騰搞成了狼,而這些崇尚動物野性的企業大多現在是我們的標桿企業。
為什么不崇尚人本而崇尚畜生?這一點不但反映了我們的斗爭傳統,也反映了我們現在面臨競爭環境的惡劣和人在某些方面不如動物。
記得在我創業的時候,有位高人曾經給我說:很多人發財是因為崇尚動物的野性,很多人發財是因為愛惜自己是人。你想明白了自己該做什么,那么你就自然發財了,呵呵。
華為、蒙牛的狼性被中國很多企業奉為圭臬,執為標桿。他們都是成功者,所以他們都是“王”。因為中國現在價值觀的流行時尚是“成王敗寇”,是結果論,不是過程論,所以他們是這個世界的主流價值。
當前,中國乳業正在進行著全方位的整合,第一陣營、第二陣營、第三陣營也基本確定,過去狼文化下的惡性競爭和掠奪式的發展已經不適應第一、第二陣營,德性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正在通過品牌的塑造成為第一、第二陣營的必然選擇。從價格競爭到品牌競爭,不僅僅是打打廣告,而是從企業經營文化到團隊文化的徹底變革,可以說,誰變得快、變得好,誰就有可能是未來的真正贏家。